忆洞庭遭非法拘禁

    中国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最没有法治的年代。在那个年代，只要谁有权力，不管它是大小，都可以任意整人，而且整完以后无处诉说。在我下乡的日子里，就平白无故地遭到了一次非法拘禁。
    一九七五年底的一天，一些知青坐在一起谈天，要求每人讲一个故事。我弟弟刚好听到一个故事，就当笑料讲给大家听了。故事大意是说当时知青招工因为名额有限，要表示表示才能轮到你有份。有一个知青已经轮了好几回了，不是中途换名额了，就是政审卡住了，但他家祖宗三代都是贫下中农，自己表现也不错，为什么政审就过不了关呢？他左思右想得不出结论，就去请教先前招工出去的知青战友。那个战友说他做了点人情才上来的。送什么好呢？他家里一贫如洗，拿不出一个钱来给他做人情。有人就给他想了个瞒天过海的主意，如此这般一番以后，他照做了。那天招工的又来了，他就从别人家弄来两个装好酒的瓶子，灌上水，弄个封瓶胶纸封了，包装成礼品形式提到招工干部住的房子里去，很快，他的招工手续就办好了。
    就这么个故事，纯粹是茶余饭后一个笑谈，就马上有人汇报到大队部去了。大队部听到以后，就要民兵营长带枪来抓人，但民兵营长不干，因为他平时很了解我们，认为我弟弟说这故事并没有什么反动意义，只是一个笑话而已，加上他平时表现好，民兵营长就没有来。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会计坚持一定要抓，就亲自带上一根绳子来找我弟弟。因为他们怕我找他们说理，就骗我弟弟说到大队会计家去有点事情。他进去以后，大队会计就把门关上，开始审讯我弟弟。有好心人马上给我报信，说你弟弟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关在大队会计家了，并简单地说了事情的原因。我听说以后就马上赶到大队会计家，因为在一个生产队，只隔了两百多米，几分钟我就到了大队会计家。我问明情况后说，这只是讲一个人家都传了的笑话，怎么能做反革命分子处理呢？你这不是在无故整人吗？我不去还好，我一去就更麻烦了。因为那大队会计跟我年龄相仿，但长得其丑无比，他也一直在追丽，把我看成了想象中的情敌了，正愁找不到机会整我呢。我这一去，就等于自投罗网了，他们马上放开弟弟不抓了，把我强行用绳子捆起来，押送到大队部，关在大队卫生所的一间药房里。
    在那间药房里，我不停地提出抗议，说我一没说错话，二没做错事，凭什么要抓我？你们不给我弄清楚我就绝食！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吃饭，虽然药房有些补品可以吃，但我没有去碰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事，如果碰了那些补品，他们就抓到了辫子了，就可以借题发挥，无限升级，直致把你整死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宁愿挨饿，也不给他们口实。我就睡在床上不吃不喝，一连三餐，我没有喝一口水，没有吃一粒粮。晚上，大队部召开全体青年大会，要在会上批斗我。
    批斗会开始了，在村小学的一间教室里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十多个青年，在教室的外面也有一些人，他们不是来参加批斗会的，是邻近几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我的，如果那天晚上大队会计对我动手，吃亏的可能不是我。大队会计他们也还乖巧，见这个阵势，对我的态度一下变软了，说只要我在会上作个检讨，以后不再袒护反革命分子，就可以放我回去。我一个人坐在讲台上，开始了我的“检讨”。我说我弟弟也是，人家送水就送水吧，你怎么还替那些收礼的人讲话，没喝上酒你还同情他们，太不应该了，以后人家送酒送水你都不要管，免得有人趁机报复。大队会计听我这话是对他来的，又实在找不出批斗我的事实和理由来，就插嘴说：“他不安心农村，今天就是要批斗他想跳农门的反动思想！下面大家开始发言批斗！”等了半天，还是他一个人说的那几句话，没有一个人上台来批斗我，我就趁机给大家讲马克思的故事，讲列宁和毛泽东的故事。这下轮到他们着急了，我讲领袖的故事是不能打断的，不然今天的反革命分子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我就会在批斗会上占上风的。我侃侃而谈，一个晚上近三个小时都是我一个人在讲故事，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外面也里三圈外三圈围满了人，大家聚精会神地在听我讲故事，有人当场给我送吃的，有人递水喝。大队支部书记和会计感到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了，人也困了，就站起来说：“今天杨建陵同志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革命教育课，由于时间关系，今晚就到此为止吧！”
    一场挟私报复的批斗闹剧，在我的巧妙周旋下，利用当时的那种对人无限上纲上线的歪风，把皮球踢向了对方，使得他们精心安排的“批斗会”变成了我的演讲会，而他们是“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”。虽然我被非法拘禁了一天两夜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无处申诉的，我能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，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了。
    三十年过去了，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，我发誓要把这个荒唐的故事写下来，让后人知道当时是一种什么环境。几年以后，我参加高考跳出了农门，而那个“安心农村”的大队会计，还真的一辈子安安心心地在农村猫着，有时也做点小生意。听说有一次他来了我们这个城市，但他终归没来见我。

THE END